永乐大典(残卷)-《终文》(湖北三闸岳满)岑彭后裔觅踪——碑刻、史载中线索(一)岑彭后裔觅踪——碑刻、史载中线索(二)

见仁见智:孔子“和而不同”考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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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近年来,随着人们对《论语》等国学经典的持续关注,对孔子“和而不同”含义的探讨也成了一个热点。这里,笔者根据相关经学文献,略谈自己对“和而不同”的几点理解。

  ●把“和而不同”与“和实生物”混为一谈,是不妥当的

  孔子讲的“和而不同”,出自《论语·子路》篇: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。”“君子和而不同”的“和”字,与《论语·学而》篇“礼之用,和为贵”的“和”的涵义相同,在周代有基于礼的原则的和顺、和睦的意思。阮元《经籍籑诂》解释说,“和,谓心不争也”,并以“君子和而不同”为证。孔子说的“小人同而不和”,并非是对一般意义上的“同”的否定,一般意义上的“同”是没有君子、小人之分的,孔子本人就曾说过“道不同,不相为谋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的话,他所反对的仅仅是“小人”那种无原则的、不辨是非曲直的“苟同”。通观流行较广的杨伯峻《论语译注》等几种注释本,对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”的理解上基本相同或相近,大体上可以表述为:“君子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,但不会无原则地附和、苟同他人的观点;小人虽附和、苟同他人的观点,但不能够与他人真正保持和睦的关系。”

  有人常把“和而不同”与“和实生物”混为一谈,是不妥当的。《国语·郑语》记史伯的话,说“和实生物,同则不继”,韦昭注云:“阴阳和而万物生,同气也”。史伯又说“以它平它谓之和……故先王以土与金、木、水、火杂以成百物”,韦昭注云:“谓阴阳相生,异味相和也”;“杂,合也;成百物,谓若铸冶煎亨(烹)之属”。从韦昭注来看,史伯的话主要是在讲阴阳二气以及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配合作用的。“和实生物”之说只适用于阴阳五行范畴以及与此相关的知识体系(如中医药),而不能随意把它“扩大化”,因为不是什么事物相杂都一定能够“生物”。从思维方式上说,不是什么事物都可以拿“阴阳五行”来比附,譬如说,如果有人把东西方文化比作阴阳二气,并以此为前提加以推演,就显得十分荒唐了。

  要而言之,孔子讲的“和而不同”与史伯讲的“和实生物”是两个不同的命题,适用的领域也不一样:一个适用于社会领域,主要是讲人伦关系的;一个适用于自然领域,主要是讲阴阳二气或五行之间的相互作用的。这两个命题所涉及到的基本概念是不能互换的,“混合”不等于“和睦”,“不相同”不等于“不苟同”。

  ●在封建社会里,君臣之间很难真正做到“和而不同”

  孔子平生十分重视君子小人之辨,同时也十分重视君臣关系。事实上,孔子所强调的“君君,臣臣,父父,子子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,也包含着君子小人之辨。因此,从君臣关系的角度来阐释“和而不同”是很有必要的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记晏子的话说:“君所谓可而有否焉,臣献其否以成其可;君所谓否而有可焉,臣献其可以去其否。”在决定重大问题的时候,臣下“献其否”来革君心之非,以免出现过失,是君臣关系“和而不同”的具体体现。《左传·晋楚城濮之战》中,较之楚国君臣的“不同又不和”,晋国君臣则能做到“和而不同”,群策群力。宋人遭到楚国进犯而向晋文公求救,子犯认为这是晋国与楚国交兵的良机,“不可失矣”;而先轸则从是否合“义”的角度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及解决方案,最后为晋文公所采纳。而那些昏聩之君,佞幸之臣,纯粹是互相利用,当面说好话,背后看笑话,其结果正如东汉荀悦所说,“唯其言而莫予违也,则几于丧国焉”(《申鉴·杂言》)。

  明君贤臣之间“和而不同”,是君主专制制度下较为理想的政治生态,有时他们自己也有这样的自觉与要求。但一旦碰到关键的问题时,“和而不同”的情况就很难看到了。《清实录·世祖章皇帝实录》记载,顺治十年四月下诏求言,“若所言合理,切中过失,朕不惮改”(卷七十四)。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应诏奏言,认为多尔衮鞠躬任事,请求“赐之昭雪,复其爵号”(卷八十八),最后竟被顺治革职问罪。事实上,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,君臣之间是很难真正做到“和而不同”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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