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乐大典(残卷)-《终文》(湖北三闸岳满)写一手好字有什么意义?待你江湖厌倦,我陪你归隐墨间

于钟华老师《笔法研究》书法讲座视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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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钟华,著名青年书法家、央视《百家讲坛》主讲人、中国孔子基金会文化大使、团中央“青年之声”国学教育联盟副主席、浙江大学研究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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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钟华博士关于笔法通达:

道在笔先,言无尽意——访书法家、书法教育家于钟华

  问:网上关于您学习书法的经历很传奇,说从1994年到2004年十年间勤习书法,足不出户。能否大致讲一下您的书法启蒙和学习史?

  于钟华:网上诸如此类的传闻很多,我也注意到了,有的真实,有的却是无稽之谈。但不管怎样,大家都是出于对我的关心,所以对此我心存感激。

  不可否认的是,1994-2004这十年的的确确是我学书和学术生涯中非常关键的十年,一方面是在我,乃是20岁到30岁,是学习知识的黄金阶段;另一方面在老师,我遇到的是顶尖的书法老师——陈振濂。众所周知,陈老师是当今书法家的风云人物,身份、地位不说,就书法水平而言,目前恐难有人出其右;就理论水平而言,乃是当代书法学的创建者,其研究领域几乎涉及书法的方方面面。如果说,前两点还有我出于师生之谊的偏私之见,陈老师对于书法教育和教学的研究则是书法界的公认。所以综合这两点,促成了我这十年的巨大收获。

  这里需要说明和澄清的有几点:一是这个十年,我的学习重心其实并不仅是书法的练习,更多的是读书(当时还谈不上研究),主要是在陈老师的引导和要求下买书、看书。当时,经济比较紧张,所以经常到西湖边六公园的三联书店去抄书(可惜的是,杭州的三联关停了)。三联书店的职员,人都非常好,很关照我,任我抄书,帮我留书,有位阿姨一看到和我有关的新书就会先给我留下来一本,至今想起来心里还很温暖。

  在书写上下大功夫则是从1999年年底开始,也就是陈老师书法工作室——庚辰书会成立那一年。由于工作室就在我家里,由我来负责运作,当时是每周上一次课,人员也不多,那时的陈老师也还不是非常忙。这样的教学持续了十几年,从书法学学科的全面教学,到“魏碑艺术化运动”,再到“草圣追踪”等等,对我的书法学习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有意思的是,这期间,我考入浙江大学书法专业,接受了本科和研究生的教育。所以,这期间我接受的教育是:一方面是类似于传统中国的书院教育(庚辰书会),一方面是现代的学院科班教学(浙江大学),交织重合在一起。这应该是我人生的一大幸运。

  第二是所谓传闻的“足不出户”,把我说的有些过了。首先,当年我很努力地学习,主要是因为崇拜陈老师,他的指令对我而言无异于“神谕”,所以会严格执行老师的要求和命令。其次是我从小就喜欢读书,据说我百天抓周抓的是一本书。于是,有了个心理暗示:我就是读书的命。所以和书好像有着一种先天的亲缘感。还有一个原因,可能是更为根本的原因,则是当年我在杭州举目无亲,两眼一抹黑,谁都不认识,没有朋友,杭州的地理交通也不清楚,加上语言的障碍,只能待在房间里。而且,当时我的经济条件很差,一出门就要花钱,便不敢多出门。所以,这里澄清一下,不是我要如何如何刻苦用功,很大程度上是“被逼”的。况且,也不可能不出门,不出门怎么去书店买书?那时还没有网购。反过来说,有一点或许对现在的年轻人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的是:没有功利心。那时候读书、习字,从来没有想过要怎么样,既不是为了投稿,也不是为了炫耀,无非是喜欢,出于爱好。我觉得如果我有什么值得说一说的,就是从未放弃过学习。

  我五岁开始习书。大家知道,我出身五代中医世家,我的祖父、父亲都是中医,都擅长书法,所以我随着他们练字是顺理成章的事。我还依稀记得,第一次正儿八经的练字,是我父亲写了一一首陆游的《示儿》诗,让我仿着写,要求写像,写不像怎么办?就是挨打。我父亲不是书法教师,他的逻辑大概就一点:写不好是因为不认真,打一顿应该就认真了。所以有一段时间,我对练字非常反感,心生恐惧,这样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。初中时练字有三件事起了关键作用:一是我拜了位老师——罗舒庭先生;二是中学的美术老师韩靖先生,让我参加学校的书法展览;三是我有一同学是我们家邻居,她家的春联是我写的,后来她到班里大肆宣扬了一番,让我感觉很自豪。这三件事的作用合起来就是——“学以致用”鼓舞了我。罗舒庭先生是亳州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的大名家,不仅书法,诗词、京剧皆有极高的造诣,我从罗先生那里受益颇多,比如书法、古文、诗词等,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塑造了我的人格品性。

  此外,高中时我还拜了一位老师,张荫庭先生,也是亳州卓有影响且饱学的名家,对我影响至深。他与罗舒庭二位先生都讲究传统的教学方式,区别在于,罗先生属于严格型的,让我生畏惧之心,但严格要求下学到了不少东西;张先生属于鼓励型的,表扬为主,让我一直没有对书法、读书产生厌恶之情。这大抵就是我在师从陈振濂先生之前的学习状况。

  2008年,我考入浙江大学哲学系,成为西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,导师是庞学铨教授。我至今记得,我在博士论文开题时,庞老师对我的教导。在他看来,当代的书法学尚有不少亟待研究的领域,希望我能够运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书法艺术。如果说,之前所有的书法老师教会我的是如何在一座城市生活,到哪里买米、到哪里买面的话,庞老师则是拿了一张这座城市的地图给我,然后告诉我读图的方法。这张书法地图,还包括了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脉络关联。正如海德格尔所言,是他的老师胡塞尔赋予他现象学的眼睛一样,庞老师给了我一双似乎可以穿透事物和历史的眼睛。循着这幅地图和线索,我开始了我个人的书法研究之旅,比如,我发现晋唐人学书法并非是以临摹字帖作为唯一一种方式的。

  说到这里,不得不讲到我的另一位老师——我景仰的全显光先生。全先生是鲁迅美院的教授,早年留学德国,是一位真正大师级的画家,他对于现有艺术门类界限的超越,代表了一种艺术和精神的高度,一种让人感觉难以企及的高度,版画、油画、国画、书法、民间艺术等等诸多艺术领域,在他的研究和实践中精彩地融会贯通,而绝非各自为政。九十年代初期,我到杭州拜见陈振濂先生时,得识全先生当时所带研究生何为民先生(现执教于牛津大学)。何为民先生希望我能够拜全先生为师,由于我的一些原因未能前往沈阳,幸运的是何为民先生寄给我先生大量的谈艺录,其中一页上,赫然写着:宋代以来书法衰落的根本原因,在于将字帖临摹作为学习书法的唯一方式。可谓振聋发聩之音,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书法研究方式、方法和观点。

  问:作为书法家和鉴赏家集于一身的您,会不会造成一种“两相妨”的偏见?即在书写时会不自觉地往符合自己鉴赏美学的方面书写,鉴赏时会不自觉地过高评价与自己相似的书法风格?

  于钟华:这个问题的背后,存在一个假设,即你认为书法乃是风格的区别,而不是水平的区别。倘若换一个例子来看,比如武术,虽然有各门各派的区别,依然能够分出个一二三来,评委(鉴赏家)绝不会因为个人爱好等因素而强说败者为胜。书法表面上不会像武术那样,孰高孰低,交手见分晓,一目了然,但并不是说没有水平高低,也不是说看不出来。书法水平的高低优劣在行家那里也是洞若观火,明晰可见,所谓“行家一出手,便知有没有”,并非虚妄。

  但是,自新时期以来,书法逐渐被西化、美术化,逐渐被所谓的“个性”“风格”所遮蔽。稍稍留意一下古代书论,会发现是没有这些概念的。我的意思是存在一个最佳的书法——就是书法本身,所有的书法家都在努力地向这个目的地迈进,每个人切入的方式(书写方式)不同,加之其他的因素,从而形成不同的样态,但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距离书法本身的远近。所以,从这一点上来看,水平的高低,也即距离书法本身的远近是可以衡量的。书法本身是书法得以成为书法的那个核心东西,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:一是毛笔性能的发挥;二是手的性能的发挥;三是笔墨的精度。书法本身,或者叫书法本源的形成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,时间至少已有上千年,即经过夏商周文字的阶段再到秦汉、魏晋书法的发展阶段,最终是在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几代人的身上实现了这一目标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王羲之才被尊为书圣。只有从这个角度,我们才能够理解王羲之何以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,其他的书法家地位之确立乃是以他为参照系,以距离他的远近来衡量的。

  当然,在现实的具体情境下,不可否认会有书法家在作为鉴赏家出现时可能会有一定的倾向性,因为,美是一回事,有着客观的标准。但审美是另一回事,审美在人,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,这也很正常。

  问:哲学是理性的,艺术则是感性的,放眼历史,似乎文人书家也多于哲人书家,您是如何在两者之间达到平衡的?

  于钟华: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,其间的概念非常复杂。首先声明一点,我本人并未如您所说在哲学和书法之间达到了平衡。在传统中国,文史哲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和界限,而且也没有如我们今天所言的哲学学科,中国有没有哲学也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。我的观点是中国的确没有西方那种讲希腊语的哲学,但中国拥有具有本土特色的哲学,或者说中国拥有自己的哲人。这是其一。

  其二,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更多的称为“士”,有的做了官,所以又称为士大夫。只是到了宋代,由于实行了文官制度,文人这一称呼方得到真正确立。所以,也才有了文人书家,和唐代及其以前的书家,又统称为文人士大夫书家。这些称呼,其实都是站在今天视角上的强行定位。众所周知,中国古代极少有专业或职业的书法家,只是到了明末,尤其是清朝中后期,才逐渐有人以鬻书为生,而且也不是很普遍。在我小的时候,我的老师罗舒庭先生还时常教导我说:“书一卖就不值钱了。”他一辈子羞于卖字。

  中国古代没有职业的书法家群体,这和西方的哲学家很相像。在西方,近代以前是没有职业哲学家的,甚至现代,各个专业最为优秀的学者如爱因斯坦等最终成为了哲人。中国的书法家,在古代也基本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一些人物。就中国的哲学和书法的关系而言,因为中国的哲学有着自身的特色,它不是如西方哲学家那样要构建一个庞大的由概念、范畴组成的体系,而是要将所证悟的“道”运用于日常生活中,就“士”这一阶层来讲,自然是首当其冲地落实于书写中,熊秉明先生认为“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”,正是这个道理。书法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哲学的部分功能。

  我博士阶段读的是西方哲学,具体是做现象学研究。现象学是一种方法,其宗旨是“回到实事本身”,就书法而言,书法的实事就是书写,所以我的研究就是回到书写本身,包括如何有效、准确地描述书写本身,书法如何显现中国先民的原初存在,这里就不细说了。其实,我就是借用现象学方法来展现一个真实的书法。我称我追寻的书法叫做真书法。真书法类似于真水,真水就是泉水,泉眼内冒出来的那个水,它既不是纯净水,也不是茶水、糖水、碳酸水等,但这一切的液体饮料都是建立于真水之上,没有了真水,这一切都无从谈起。而且真实的状况是,在喝过众多的饮料后,人最渴望的是那个淡而无香的真水。真水,是世界为人提供的最原初的液体,换句话说,上天给人准备的即是真水,其他一切的液体都是人为的结果。明白了这个道理,真书的意义和价值自然就清楚了。所以,我的书写也是力求如真水一般淡而无香地书写,惟“淡”能古,因为它来自于源头。当然,我还在追寻的过程中,尚未臻于“平衡”。

  问:您登上百家讲坛讲授《书法档案》的初衷是什么?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,在当前振兴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书法家还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?

  于钟华:其实,在我读博期间,就有人推荐我上百家讲坛,由于一些原因未能如愿,加上我当时的愿望也不是很强烈。在当时,好像上百家讲坛就是为了成名,成名之外找不到其他的目标,所以不积极。现在想起来,真若是那时候上了百家讲坛的话,估计也录制不好,因为当时尚未有属于自己研究的内容和方向,还根本没有搞清楚书法是怎么回事。

  2012年,百家讲坛再次找到我,我被编导和导演说服了,其实就一句话,“你要传播书法,在讲台上,一辈子能给多少人上课,但在央视这个平台,一开播就是上千万。”这就是我上百家讲坛的初衷。

  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,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,但是并不代表我们现在所有的“书法”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,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。自19世纪中期以来,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之后,出于救亡图存的考虑,中国始终是在向西方学习,力争走向现代化。现代化,究其实质就是西化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书法也未能幸免。仔细观察,会发现当前的书法,尤其是展览厅内的“书法”,表面上看是书法,实际上无非是用毛笔在宣纸上写汉字而已,其本质则是西方视觉艺术观念下的美术作品,和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所成长出来的书法已是风马牛。所以,在这种情况下,真正的书法家首先要做的工作并不是去做所谓的振兴传统文化,而是要搞清楚什么是传统文化,什么是真正的书法?然后对当前的书法创作观念进行“清淤”“溯源”,拨乱反正。待真正的书法找寻到了,再以书法为通道,走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、精神中去。

  问:您研习书法多年,能否说说您从书法中所获取的对人生的体悟。

  于钟华:说实话,以我目前的年龄,在书法界尚属年轻人的行列,这个年龄还谈不上感悟人生,所以,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目前的认识范围,我暂时没有资格回答。

  但就书法而言,通过研究,我大体知道书法境界的高低的确取决于书写者的境界。知道不等于得道,所以我还是就此打住,否则终究只是妄语诳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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